过桥理财(过桥资金的利息一般是多少一天)

山东聊城"辱母杀人案"或许已成旧闻，但案件涉及的警察不作为、高利贷、涉黑犯罪等问题，成为民众热议的焦点，也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深思。但聊城高利贷案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远不止于此。近日，接力亚洲青年领袖训练营导师、资深银行家沈亦文，从金融角度深度分析了聊城高利贷案背后所映射的中国金融体系的困局。

　　以下为文章原文↓↓↓

　　《从聊城高利贷案看中国金融体系的困局》

聊城高利贷案是一个悲剧，但从金融角度看，其实是我们的金融体制已经僵化腐烂到骨子里了。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顽疾的背后，是中国金融体制数十年来的封闭垄断所造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及僵化腐败的官僚管理体制，而要实现中国金融体制的全面开放与市场化谈何容易！一个金融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论调，就足以使得没有人敢推动这个体制的改革；更何况，一个单一的金融体制改革也是没有用的；没有法律体系的完善，没有打破国进民退、国企垄断、实现全面开放的市场化的商业环境，一个单纯的金融体制改革是苍白无力的。如此，又回到了一个体制无解的死循环。

近日，山东聊城一起因高利贷而引发的辱母杀人案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而网络上这篇段子手评论无疑折射出该事件背后的起因——当下国内大多数中小民营实体企业的"借钱之痛"：

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如果有合适的融资渠道，又何必向黑社会借如此高利率的高利贷呢？如果不是高利贷的压迫，她们又如何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令人叹息的悲惨结局呢？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起因：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位于冠县工业园内，2009年由苏银霞创办，主要生产汽车刹车片。因公司资金困难，2014年7月和2015年11月，苏银霞两次分别向吴学占借款100万元和35万元，约定月利息10%。而这个吴学占则是一个以房地产公司名义高息揽储，招揽社会闲杂人员从事高利贷和讨债业务的老板。月息10%，意味着年息120%，还不算上利滚利的成本，远远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法年息36%上限！据苏银霞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6年4月，她共还款184万元，并将一套140平米价值70万的房子抵债。还剩最后17万欠款，公司实在还不起了。

在中国，像这样的案例其实不胜枚举。只不过，这一次的暴力催债引发了人命案，才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而事实上，因高利贷暴力催债而引发的恐吓、人身自由被限制、企业正常运营被阻挠的问题比比皆是。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已经喊了很多年了，然而无论政策如何引导，无论咱们的总理如何强调要建渠引流，顽疾依旧，甚至更加恶化。

很多中小民营实体企业已然成为了高利贷血盆大口的猎食目标。而金融体系里如此充沛的资金，要么流向房市股市等虚拟经济里，要么流向大型国企央企上市公司，又进而流入房市股市等领域，中小民营实体企业想要从传统银行体系里获取资金无疑是水中月、空中阁。

此次事件中，苏银霞正是因为银行这条大路走不通，只能去找高利贷了。

然而，当我们把融资难的矛盾焦点都投向传统银行时，我们是否能真正明白这一问题背后那复杂而庞大的利益纠葛与官僚体制的局限呢？而这又岂是我们简单地责备传统银行所能改变的？

中国号称做中小企业的银行并不少，可真正做得好的屈指可数、杯水车薪；甚至很多都只是形象工程，为了敷衍银监会所要求的"三不低于"的指标而已。

此前的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等都成立过小微企业金融部，没几年不良率超高，现在这些部门都已基本裁撤了。当然也还有一些中小民营银行与城商行在做中小企业贷款，但基本都以抵押担保为主；能真正深入企业运营，并具备行业专业度、金融产品研发力与金融科技创新力的，几乎没有。即使有抵押担保，由于中国法律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资产保全难、法院执行难，欺诈与内外勾结盛行，真正能形成规模并能控制坏账的屈指可数。

而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与高利贷却蓬勃发展，而这背后，则是一个日趋僵化腐烂的官僚金融体系。

有圈内朋友形象地说，民间高利贷在中国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扒着银行吃银行

第二阶段：勾结官员安警暴利借贷

第三阶段：披上互联网的外衣坑蒙拐骗

如此的比喻虽然有失偏颇，但却也真实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的乱象。

早期的民间借贷，常常与银行的分支行行长们相互勾结，贷款到期日，银行总是要先收回贷款，经过内部审核后才能再续贷出来。彼时的行长们通常都会信誓旦旦地告诉企业家："续贷没问题的，赶紧先把贷款还了吧，以免留下信用污点"；然后推荐有利益关系的小贷公司给予"过桥贷款"；于是，企业还了银行贷款，坠入了名为过桥贷实为高利贷的陷阱。经济好时，银行续贷了，企业回归正常；经济不好时，银行一刀切，续贷game over了，企业从此套上高利贷的枷锁，而行长们依然赚得盆满钵满。

暴力催款，只是台面上的表象，背后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没有地头官员安警的撑腰与参与，这些黑社会小混混们又如何能如此长时间的盘踞，即使屡有丑闻曝光，依旧能够持续发展壮大呢？

而如今，这些民间高利贷们也与时俱进，纷纷披上互联网+的外衣，摇身一变，成为互联网+金融，不仅继续高利贷业务，还为高息揽储、非法集资披上互联网理财的外衣，一下子变得光鲜亮丽、无比的高大上了。

聊城高利贷案是一个悲剧，但从金融角度看，其实是我们的金融体制已经僵化腐烂到骨子里了。你在客厅见到一只蟑螂，厨房里肯定到处是蟑螂了。

民营银行的开放与互联网金融的蓬勃涌现，曾经被我认为是打破金融体制垄断坚冰的一把利器，然而知易行难。

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顽疾的背后，是中国金融体制数十年来的封闭垄断所造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及僵化腐败的官僚管理体制，而要实现中国金融体制的全面开放与市场化，谈何容易！一个金融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论调，就足以使得没有人敢推动这个体制的改革；更何况，一个单一的金融体制改革也是没有用的；没有法律体系的完善，没有打破国进民退、国企垄断、实现全面开放的市场化的商业环境，一个单纯的金融体制改革是苍白无力的。

如此，又回到了一个体制无解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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